最近读斯蒂芬·韦斯塔比的《打开一颗心》，原来心脏病人能否成功获救和继续生活，往往与一些微不足道的因素有关。
有时候与手术当天路上交通状况有关。
比如临时接到急救医院的路上遇到一连串红灯，医院停车场找不到空位……
做专科主治医生时，医院间飞驰，被警察截停无数次。我不能像救护车那样超速，我的车顶也没有蓝色的闪光灯，一开快就会惹上麻烦。他们叫我停车，我冲他们发火，我会让他们同急救车中心联系确认，医院。
医院是否采购某种设备和药物有关。
某例特发性心室纤颤患者，左右心室衰竭，需要
一台ECMO（体外膜肺氧合器）。当时只有少数医疗单位才有充足的经费使用ECMO，而这名患者被急医院没有，且安全运送这名不时室颤的垂死女孩到另一家医疗中心的几率微乎其微。
在等待借来的ECMO设备运送时，需要为这名患者注入某种心力衰竭药物来争取时间，医院已经不再采购这种药物。医院的运营，节约成本很重要。
有时候与术后监护有关。
术后两小时内原本应该进行监护的主刀医生可能会被另一个因车祸受伤送来的危重病人所抢走。
术后第二天在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不一定恰好曾经参与过心脏移植手术，明白心脏移植的生理学原理。如果发生意外情况怎么办？
某例扩张性心肌病患者，在植入心伴侣手术几个月后，自身的心肌细胞得到休息，从增大状态恢复了正常的大小和结构。于是，韦斯塔比替他取出了心伴侣，一切顺利。但是三天后，突发房颤，原本很容易解决，但重症监护团队的医生没有人敢拍板电击，于是他死了。
某例右位心儿童横纹肌瘤患者，取出心脏摘除肿瘤后植入起搏器，手术成功完成。手术后两小时内韦本该陪着病人待在重症监护病房，直到情况稳定，但另一个车祸重伤的垂危病人临时送来等着韦手术。在重症监护病房，由于失误造成纤颤，病人死亡。
有时候与一场普通的感冒有关。
某例植入心伴侣的患者，顺利出院后继续开着房车旅行生活。但在冬天到来时因为一场普通的感冒咳嗽牵动了装置的传动线。在传动线和身体衔接的部位封口松开了，细菌突破皮肤防线，这里开始流脓、发热、红肿，几周后伤口出现真菌感染，在糖尿病的影响下血液中高糖分给细菌提供养料，最后发展成败血症、肾脏和肝脏衰竭，死亡时距离他接受植入手术有十八个月。
有时候发生在术后很多年，身体别的部位出了小毛病，医院不敢接手，比如流鼻血。
某例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成功植入Jarvik。术后第七年时，前列腺肿大需要动手术，医院不肯接手，还是来医院安排前列腺手术。
由于流鼻血，造成肾衰竭，需要接受透析治疗。医院拒接介入。而当初为他主刀的心脏医生彼时不在国内，否则完全可以把他接过来治好。
有时候与时机有关。
48岁的克拉克先生毫无征兆地发作了一次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医院救了过来。
克拉克先生出现的时机好得像奇幻作品：我正好在走廊里遇到悲伤的女士，一间手术室正好空了出来，我手上又正好有一台新的离心磁浮泵。
半年后，克拉克先生小两岁的弟弟也发作了心肌梗死，然而没有赶上这样的好时机，撒手人寰。
就是这些简单却令人沮丧的事情造成生与死的差别。
当然，也有幸运儿“起死回生”。
21岁的实习教师Julie，在暑假休闲时先是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没过几天就呼吸急促身上冒冷汗，排尿也停止了，就诊为病*性心肌炎。虽然大多数病*性心肌炎都会好转，但她没有，转为急性心力衰竭。一周之内，她从完全正常的女孩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头。
她住进了心脏重症监护病房，使用了球囊泵，接受了麻醉，连上了呼吸机和导尿管，皮肤苍白冰冷，双脚发青，看上去就和死了一样，父母兄弟已经在准备葬礼了。
医院植入AB-血泵后她活了下来，这在当时是未经验证且从未成功过的新技术，医院的核准。
Julie醒来时，发现喉咙里插着呼吸管，身上还连着呼吸机、球囊泵驱动器、AB-控制器、输液泵，她焦躁又害怕，在被注射镇静剂后陷入沉睡。
她最终恢复过来，并且在20年后依然健康。
六个月大的婴儿Kirsty心脏先天性异常，每次喂奶时都会出汗呕吐，握拳尖叫，面部青紫——正在反复发作小型心肌梗死。
为使心脏变小，切下左心室瘢痕组织以缩短心室周长，将二尖瓣中点缝住防止反流。
十八年后，Kirsty成长为一名活泼健康的少女。
正如书中所说：
生与死，胜与败，希望与绝望，这些状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THEEND
橘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