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故事：不刻意，最动人
有人说新冠专治各种不服，但那张面孔我记了整整一年，她超越服与不服，是人类尊严对胜负的不屑一顾
年1月26日午饭时，我丈夫和我“盘道”，他问：“如果你是医生，会‘请战’吗？”我一边夹起冬菇，这个时节从中国进口的冷冻菇鲜香扑鼻，一边说：“这就不是一拍脑门儿能决定的事儿。”我不是医生我当然不会冲，但一个人学医十年，专攻传染病，这个时候又有什么理由不冲上去？冲与不冲不该被讨论，人不是危难时刻被考验的对象，而是在无数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人应该被成全、被善待。
48天后，瑞士封国。站在今天回头看，当时的日增病人连现在的零头都不到，但那时新冠疫情伊始，阴郁和恐怖的气氛弥漫开来。封国第一天，社交媒体被一段日内瓦当地视频刷屏，一辆救护车停在一处公寓楼下，两名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从楼里抬走了一具遗体。直觉告诉我，这个城市距离被“点燃”仅一步之遥了。
医院最先被推到风口浪尖。医院取消了非紧急手术，公布了可用床位和呼吸机数量，医院做后援，部队医院。我家住在日内瓦大学教学楼对面，连续三天有几个教室晚上十点还灯火通明，一医院在对医护人员进行传染病防护集训。知识是对抗恐惧的唯一办法，情绪不是。媒体总是想找点新闻的，有记医院——急诊一上午接待了两位病人，其中一位还是健身崴了脚的。急诊科主任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平静的上午。”和后来11月住院人数高达人的峰值相比，当初两位数的医院崩溃，可是想想在那时那地，医生们就能够不被大众的焦虑所裹挟，就能够用理性平静的态度面对他们的工作，也着实令人钦佩。
医院之后，患者成了又一个焦点。封城第二天，电视台直播连线了一位居家隔离的感染者，简单问候之后，主持人问那位女士独自一人隔离对抗病魔是什么感受。她坐在吧台前，穿着一件盆领灰色毛衣，面色有些苍白，但神情格外沉静地对着手机镜头说：“我回顾了我的一生，我度过了被爱和爱人的几十年，如果病魔一定要把我带走，我想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那时是3月，那不是人类已经和病毒周旋一年多几乎进入疲劳状态的今天，那是绝大多数人还在铆足了劲问“为什么”“凭什么”的3月，而在她脸上，我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儿的悲伤、仇恨、不忿。有人说新冠专治各种不服，但那张面孔我记了整整一年，她超越服与不服，是人类尊严对胜负的不屑一顾。
封城两周后，公益组织开始行动起来了。距离我家一公里处的体育馆就是免费物资发放点之一，那天我背着相机情绪饱满地走去拍照，然而，我并没有见到我本以为自己会见到的所谓感人场景。人们大方地讨论失业，讨论救济，讨论疫情加剧的收入不公和脆弱环境下滋生的社会隐患。无论我带着多么宏大的叙事欲望走进去，当我走出那间体育馆时，都变得平平静静。从那天起，每个周六，捐赠者排队把捐赠物资送去体育馆，经志愿者分拣包装，每个周日再派发给需要的人。后来我在一份社会调查中看到，62%的瑞士人长期规律性地从事义工工作。我又问周围的朋友，几乎每个人都在疫情期间以不同的方式帮助过他人，但如果不是我问起，他们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将这件事作为谈资。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平等待人，是因为知道自己所谓的财富和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努力，而他人的穷困同样不全是个人原因。
曾在非洲研究了十年疟疾的瑞士前传染病科负责人科赫指导了瑞士抗击疫情最初的日子，年4月他退休，同年12月，瑞士阿罗萨幽默节将他评选为年幽默人物，颁奖词中说：“在新冠第一轮疫情中，他很好地指导了瑞士防疫工作，同时，他始终保持了魅力和必要的幽默感。任何人都不应该在困难时期失去幽默感，科赫能够以迷人、调皮和平静的态度与大众交流信息，甚至是那些令人不那么愉悦的信息，是难能可贵的。”
一年了，这个城市终归没有被“点燃”，每当我觉得“该哭了吧”？瑞士人就从群体到个体都以一种近乎冰冷的理性将我拽回现实，“你实事求是一点”。每当想到过去的一年我都没怎么被感动过，就觉得，还挺感动的。文/淼晨（旅瑞专栏作者）
英国故事：我选择留下与病毒共处
因为这次意外住院，亲身体验了英国医疗系统的运转方式以及居民看病的状况，更明白了不能挤兑医疗系统的深意
半梦半醒之间，医院，等着下一次护士来量体温、记录血压、上雾化器。
连续数晚反复憋醒后，凌晨5点多，医院的急诊室，这天是年1月5日。
体温，正常；血氧，90。据医生说，正常值是95到之间，我前年的记录是99。当即给了一个雾化器，每3小时用一次，用后半小时测一次血氧。
这是第一次进英国的急诊室。看来，过敏似乎在往哮喘发展。但除了呼吸不畅，并没有其他不适。
英国医疗全免费，只是等待时间颇长。当天旁观了先后3对感冒发烧的说中文的年轻人等着拿药（社区诊所周日关门），还有穿着长裙的老人推着助力车进来，一步一停，从头到尾都坚持自己处理一切。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独居，不小心摔了一跤，所以来全面检查一下。
到了晚间，我的血氧值仍在92，值班医生毫不留情要求留院。转到急诊室的病房，共30张床位，每屋4张，左邻居严重糖尿病并发症，不到40，坐轮椅；对面两位老人，一个肠梗阻，另一位就是独居摔了一跤的老人。每位护士负责两人，每隔1-2小时来检查一次。
经过6次雾化器治疗，医生开了2天的抗生素，周一中午我就出院了。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两天后，被称为新冠肺炎病毒的检验结果将面世，从而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年。
记得被留院时，想到也许要跟我的猫永远分离，当时就捂上眼睛，忍不住泪水。那时也不知道，年，会一次又一次地忍不住泪，有痛，有恨。
但也因为这次意外住院，亲身体验了英国医疗系统的运转方式以及居民看病的状况，更明白了不能挤兑医疗系统的深意，所以坚决支持后来英国政府的两次全国封锁，因为这套系统保护的就是那些独居的老人们。同时为了不再尸位素餐，马上开始学习与呼吸道有关的科学知识，因为某些住院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3月，英国很快陷入了新冠病毒的泥沼，而中国疫情相对平稳，3月中下旬因此成为很多留学生和家长们不愿回顾的时光，简单概述就是“买票退票回国隔离回家”。这期间，秒抢机票，研究直飞、转飞攻略以及各国疫情管控政策，入群决定买某天的机票还是走包机，跟踪国内机场每天对落地旅客的管理规定，同时还要安抚身边亲友们并顾念远在他乡的孩子们，买到票以后又要操心怎样“武装到牙齿”才能把长途飞行16到40小时的感染可能性降到最小，还要每分钟都祈祷飞机不停飞、政策不变化。很多人应该是在和平时期第一次感受到临战般的兵荒马乱，也第一次明白了中产阶级所谓的“岁月静好”多么容易就被打破。
随着4月份复活节过后全英的学校改为上网课，以及6月中下旬大学学期的结束，虽然6月英国的第一次全国封锁结束了，但相比起中国极为零星的感染病例，留学生的回国潮一直熙熙攘攘到10月初，拉锯了近半年。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想过要回祖国“避难”。每个人总有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像那个独居的老人，虽然不小心摔伤，医院也坚持自己一步一挪去登记，去等待，而我们选择的就是留在英国与病毒共处。
从3月份起，每天下午5点的英国政府新闻发布会也同时成了我跟女儿们讨论医学、统计、政治和社会的好时机，上网课的日子也让她们有更多时间去阅读、思考和锻炼。
小女儿推荐我学习慢跑，我竟然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当然也是为了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每周4到5次慢跑，不仅仅是出门“放风”，更是省察自己和观察别人的好时机——第一次，那些在外面锻炼的人们不再是背景板的一部分，而是活生生地灵动了起来。
正如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所言，“我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提供了不同的喘息反思的机会，使我有分寸感”，疫情也许关上了很多门，但，也打开了一扇窗。文/李爽（英国传播学博士）
日本故事：空了天的手终被握紧
年的分离依然历历在目，却将成为一辈子鼓励我们更勇敢、更坚定、更相爱的财富
在年的年头回想年，我想起了在年年尾展望年的时刻，那时我以为年将是我生命里无比美好的一年：新婚没完没了的“蜜月”、中日两国的传统婚礼、移居日本海滨小城的新居、学会一种外语、种出一片花园。然而，如你所见，年超出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想象。
3月5日，当新婚还未及取得日本长期“在留资格”的我，在短期旅游签证到期而不得不飞回北京的时候，完全未料到接下来等待我的是长达5个半月的分离——因为新冠疫情，日本从3月9日开始禁止持短期签证的外国人入境。
情绪的低谷是从4月开始的：日本疫情开始暴发，医疗资源枯竭，我一方面担心爱人的健康，一方面又暂时看不见回日本与爱人团聚的希望。我终日在西便门的明城墙下绕着城墙暴走，看昔日杨花低垂的高大杨树已满冠深绿，仿佛预见秋深落叶时，我依然留守这里。
4月中旬我因突发类似心梗或心肌炎的急病住院一周，直至出院也未查明病因。我刚入急诊的时候医生让我给爱人打电话，他听到我因心脏病入院时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老婆你不要再为我担心了”。我想着“啊，原来先进仪器都查不出来的病因，我的爱人都知道啊”。
在我们的“日本传统新婚狮子舞庆典日”前我出院了——当然那只是原计划中的庆典，疫情升级之后早就取消了，而中日两国的婚礼甚至还没来得及筹划。6月初我俩都迎来了结婚后的第一个生日，可惜也只能在视频里隔空对饮。
朋友总以“小别胜新婚”安慰我，但日子并没有平白地从日历上抠去啊，白天黑夜一秒不差地流逝，新婚的两个人，每天隔着两千公里独自吃饭、睡觉、出门，文字、语音、视频，我们是温水煮着的一锅青蛙，越来越熟，却终究少了点调料——这一生再也找不回的本该最甜腻的一段时光。
随着疫情的逐渐平复，日本的入境政策也一点一点放缓，6月1日起有“在留资格证明”的日本人配偶可以递交签证了。可是我仍没有拿到“在留资格”，因为疫情期间的审核无比缓慢。从6月底开始，我加入的日本配偶